民国十五年八月，鄂南的天空像是被硝烟熏透了，低垂得让人喘不过气。

汀泗桥，这座横跨隽水、扼守粤汉铁路的千年古桥，此刻已成为南北对峙的血肉磨盘。自上月下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下达总攻令以来，这里已鏖战五日。吴佩孚的“孚威上将军”大旗依旧在桥头堡上猎猎作响，他亲率的大队北洋军依托有利地形，构筑了号称“铁打的汀泗桥”的立体防线，将北伐军的攻势死死钉在了桥南一带。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这支后来被誉为“铁军”的部队，正承受着开战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作为主攻部队，第十二师在三十六团的配合下，对正面阵地发动了十余次冲锋，均被敌军炽烈的机枪火力和优势炮火击退。阵地上，尸体枕藉，粤汉线上的铁轨被炮火扭曲成麻花状，隽水河的水被染成了暗红色。

设在塔垴山南麓的第四军前线指挥部，气氛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军长陈可钰、师长张发奎、参谋长黄琪翔等人围着铺满地图的方桌，脸上都带着焦灼。望远镜里，敌军在桥头布置的铁丝网、鹿砦和明暗碉堡清晰可见，而侧翼的古塘角方向，山势陡峭，灌木丛生，似乎无路可通。

“仲公，再这样强攻下去，十二师就要拼光了！”张发奎一拳砸在地图上，震得茶杯嗡嗡作响。他刚从前线督战回来，军服上满是尘土和硝烟味，眼窝深陷，显然几夜未合眼。

陈可钰沉默片刻，手指重重地点在地图上的“古塘角”三个字上：“向华，你来看，吴佩孚把主力都摆在正面和铁路沿线，侧翼看似天险，实则防御最为薄弱。如果能有一支奇兵，从古塘角迂回过去，出其不意，打乱他的指挥中枢，正面突破才有希望。”

参谋长黄琪翔接口道：“军座所言极是。但古塘角一带全是荆棘灌木，无路可走，且敌军在此设有警戒阵地。派谁去？何时动？都是难题。”

众人目光交汇，一时沉默。这不仅是战术问题，更是生死抉择。派少了，杯水车薪；派多了，动静太大，容易被敌军发现。而且，部队连续作战，疲惫不堪，能否承担这迂回穿插的重任？

就在这时，指挥部外传来一阵沉稳的脚步声。帘子一掀，沈砚之带着一身湿气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略显宽大的国民革命军上校军服，领口的纽扣扣得一丝不苟，腰间束着武装带，脚上是沾满泥泞的长筒靴。比起几个月前在西南整训时的沉稳，此刻的他眉宇间多了一股沙场磨砺出的锐利，但眼神依旧清澈坚定。

“军座，张师长，黄参谋长。”沈砚之敬礼，声音不高，却让指挥部的压抑感为之一轻。

“伯谦！”张发奎眼睛一亮，像是看到了救星，“你来得正好！正面攻不动，军座正考虑侧翼迂回，你看看这地形，古塘角方向……”

沈砚之走到地图前，目光如炬地扫过汀泗桥周边的地形。他曾在西南的深山老林中打过游击，对这种复杂山地作战有着天然的敏锐。他的手指从塔垴山主峰滑向东南方向的古塘角，又顺着一条几乎看不见的山涧小溪向下移动。

“古塘角确实无路，”沈砚之缓缓开口，声音沉稳，“但无路不代表不能走。你们看这条山涧，”他的手指划过地图上一条代表溪流的蓝色细线，“它从塔垴山主峰流下，经古塘角东侧注入隽水。溪谷两侧虽然陡峭，但灌木和乔木的根系可以借力。吴佩孚的警戒阵地设在古塘角南面的高地上，注意力肯定集中在通往桥头的必经之路上，对这条隐蔽的溪谷未必会严密设防。”

陈可钰眼睛一亮：“伯谦，你的意思是……”

“我部可以担任这个迂回任务。”沈砚之直起身，目光灼灼地看着众人，“给我独立团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再配属一个工兵排，携带绳索、砍刀和少量弹药。我们不走大路，就沿着这条溪谷，攀藤附葛，夜间穿插，直插古塘角敌指挥部侧后。”

“一个营？”黄琪翔有些惊讶，“会不会太少了？万一被敌军发现，岂不是有去无回？”

“兵贵精不贵多。”沈砚之解释道，“此次行动，关键在于‘奇’和‘快’。人多目标大，容易暴露。一个加强营，三四百人，轻装简从，行动迅速，反而容易成功。而且，我的士兵多是西南山区子弟，擅长爬山越岭，适应这种地形。工兵排负责在前开路，用砍刀清理荆棘，用绳索架设攀爬点。只要我们能按时出现在敌军侧后，哪怕只有几百人，也能造成他们的指挥混乱，为正面突破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