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平的车，停在兵工厂后门外的那条小巷里。

那是一条连乞丐都不愿过夜的死胡同。巷子窄得只能容一辆卡车勉强掉头，两侧是斑驳的青砖墙，墙皮剥落得像得了麻风病，露出里面灰黄色的土坯。墙根下堆着不知谁家倒的泔水和烂菜叶，结了冰，在昏黄的路灯下泛着令人作呕的油光。风一吹，那股酸腐的臭味便钻进鼻腔，像一把钝刀子在鼻腔黏膜上反复刮擦。偶尔有野猫从墙头窜过，发出婴儿啼哭般的叫声，在这深夜里格外瘆人。

车是一辆破旧的福特卡车，美国货，早年间跑运输留下的老古董。这车比段平岁数都大，是抗战胜利后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的战利品，几经转手才落到段平手里。引擎盖上的漆早就掉光了，露出红棕色的铁锈，像一块溃烂的皮肉，用手一抠就能掉下一大片。车斗上盖着厚厚的帆布，那帆布原本是军绿色的，如今被岁月和风沙染成了灰黑色，像一块裹尸布。帆布上又刻意泼了层脏水和煤灰，最后再盖上一层从路边扫来的新雪，远远望去，就是一堆无人问津的垃圾，和这肮脏的雪巷融为一体，连最贪心的拾荒者都不会多看它一眼。

段平坐在驾驶室里，双手紧握着方向盘。那方向盘上的胶皮早已磨秃，露出里面的钢丝，摸上去像砂纸一样粗糙，每一次握紧都能感到钢丝扎进掌心的刺痛。他的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手背上青筋暴起，像老树的根，蜿蜒盘错，每一条都绷得紧紧的，仿佛随时会断裂。他穿着一件破羊皮袄，那皮袄原本是白色的，如今已经变成了黑褐色，领口一圈油腻的羊毛早已看不出本色，硬邦邦地支棱着，像刺猬的背。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帽耳朵护着脸，只露出一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那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犹豫，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专注，像猎人等待猎物时那种死寂的平静。脸上抹了厚厚一层煤灰，煤灰嵌进皱纹里，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在这冰天雪地里冻僵了的东北车把式，一个随时会倒下去再也不会醒来的死人。

他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足够一个人把一辈子最要紧的事情想上三遍。段平不是个爱胡思乱想的人，他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中度过，像一块石头，像一截枯木。但此刻，在这辆破车里，在这条死胡同里，在这漫天风雪中，他的脑子里却像走马灯一样翻腾着无数画面——高飞的脸，秦康的脸，王捷的脸，还有那些他叫不出名字的机器，那些冰冷的钢铁，那些他亲手摸过无数次的齿轮和轴承。

风雪像无数根钢针，从车窗的每一道缝隙里钻进来，割在脸上，钻进脖子里。车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冰，用手指一敲，发出清脆的响声。但他一动不动，像一尊被风雪封住的冰雕。他的耳朵，竖得像天线，捕捉着厂区里的每一个动静，哪怕是一声老鼠的尖叫，他都不会放过。他的听觉在这两年里被训练得异常敏锐，能分辨出厂区里每一种声音——老鼠在墙缝里跑动的窸窣声，风刮过铁皮屋顶的呼啸声，远处火车经过时的轰隆声，还有……还有那种让他心跳加速的脚步声。

可是，两个小时过去了，后门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静悄悄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那扇铁门他太熟悉了。门上的红漆早已褪尽，只剩下铁锈和青苔，门轴因为常年缺油而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呀声。平时，高飞会在这个时间从那扇门里溜出来，带着两三个信得过的老技工，每个人手里提着一个木箱，箱子里装着化整为零的机器部件。他们会迅速钻进车斗，用帆布盖好，然后段平发动引擎，在夜色中悄然离去。这是他们配合了无数次的默契，像钟表里的齿轮一样严丝合缝，从未出过差错。

但今晚，那扇门像死了一样，紧闭着，沉默着，拒绝吐出任何东西。

只有风刮过门缝发出的呜咽声，像冤魂在哭。那声音钻进段平的耳朵，像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他的心脏。他想起高飞临走时那严肃得近乎凝重的表情——高飞平时是个爱说笑的人，嘴上总挂着几句俏皮话，但那天晚上，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紧紧握了握段平的手，那手掌心里全是汗，冰凉的汗。他想起秦康那几天反常的忙碌——秦康是个技术员，平时最爱在车间里摆弄那些精密仪器，但那几天他突然变得神出鬼没，一会儿跑到厂长办公室，一会儿又钻进档案室，脸上总挂着一股压不住的傲气，像是掌握了什么天大的秘密。他还想起王捷——那个胖胖的厂长，平时总是笑眯眯的，像个弥勒佛，但最近段平注意到，王捷看人的眼神变了，变得躲闪，变得游移，像是在掩饰什么，又像是在算计什么。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一条阴冷的毒蛇，顺着脊椎爬上来，缠住了他的心头。那蛇的信子舔着他的后颈，凉飕飕的，让他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想起了临行前上级说过的话：“这次转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机器比人命金贵。“这句话他听了无数遍，但今晚，它突然有了新的含义——如果失败了，不是机器的问题，是人出了问题。

就在这时，厂区前门方向，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