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姐，我能帮得了你一时，帮不了你一世。”凌烽看着她，语气变得郑重了几分，“这几次发作，我都在你身边，所以我能帮你扛过去。但我不可能每一次都恰好在你身边。这只是治标不治本。你这个病症如果得不到彻底的根治，它会一直在那里，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炸。你要想真正摆脱它，就必须从根上入手。”

蓝梅的脸色黯了一瞬。她垂下眼睑，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已经空了的水杯，沉默了许久才轻声问道：“那你说，我要怎么做才能根治？”

凌烽的目光定定地落在她脸上，那双深邃的眼睛里没有怜悯，没有同情，只有一种坦坦荡荡的认真：“梅姐，诚如我上次跟你说过的，你需要把引起这种精神病症的原因告诉我。不是大概地说，是完完整整地说——那个男人是谁，他对你做了什么，你是怎么从那段经历里逃出来的，又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把这些深埋在心底的东西挖出来，晾在阳光下，让它们不再在黑暗中发酵、腐烂、侵蚀你的神经。你不妨把我当成你的医生，把你的病因全部倾述出来。我父亲当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每次发作都像是从地狱里走了一遭，但他扛过来了，没有靠药物，靠的是把那些事情说出来，不再让它们烂在心里。你知道他后来怎么了吗？他再也没有发作过。”

蓝梅的手指猛地攥紧了水杯，指节泛白。她的嘴唇翕动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这种犹豫和挣扎反复了好几轮——她紧咬下唇，松开，又咬住，又松开——直到唇角那道被咬破的小口重新渗出血丝，她才终于抬起头来。那双眼睛里不再是平日里那层让人看不透的水雾，而是一种清亮的、近乎脆弱的坦白。那是一个人在盔甲上自己动手撬开一道裂缝时，才会流露出的神情。

“你说得对。我不能再把这些东西烂在心里了。你为了帮我，连我发作时发疯的样子都看过两回了，我还有什么好瞒着你的？那些事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一个字都没有。但也许，说出来会好很多。也许你说得对，只有把它挖出来，它才不会继续烂下去。”

“大概八年前，我并不在江海市，而是在云贵的一座小城市。那时候我才二十三岁，刚大学毕业不久，在一家公司做小职员，日子过得简单而平静。我那时候很单纯，对生活没有什么大的野心，只想找一个踏实的男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后来经人介绍，我嫁给了一个男人。他比我大五岁，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觉得他挺老实本分的，话不多，看起来很可靠。我父母也觉得他不错——他是本地人，有稳定的工作，为人处事也彬彬有礼，在长辈面前很会说话。一番接触下来，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我就跟他结婚了。”

说到这里，蓝梅的声音微微颤抖了一下，但很快便稳住了。她将水杯放在茶几上，双手交握在膝上，指节互相摩挲着，像是在从那个动作里汲取继续说下去的勇气。

“谁知婚后就是我的噩梦的开始。”她的目光落在茶几上那只空水杯上，但她的视线明显穿透了水杯，落在了某个更遥远的、更灰暗的画面上，“这个男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根本不能行男女之事——他无法像正常男人一样。我起初以为是新婚紧张，让他去医院检查医治，好好调理。他不但不肯去，反而勃然大怒，说我看不起他，说我在外面有别的男人，说我拿别人跟他比较。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打了我。一个耳光，把我整个人从床边扇到了地上。我趴在冰凉的地砖上，耳朵里嗡嗡作响，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他又冲上来对着我的后背踢了好几脚。”

她的声音平静得近乎冷漠，像是在讲述一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但凌烽看到她的手在膝上剧烈地发抖，指节掐进了掌心里，留下一个个月牙形的红印。

“从那以后，他就变了。不，应该说他的本性一点一点地暴露了出来。他不能行男女之事，就开始折磨我的身体。每到晚上他就拿着皮鞭、皮带这些东西抽打我——啪，啪，那种声音我到现在闭上眼睛还能听见。打完了他还觉得不够，开始拿刀片在我背上划，一刀一刀，不深不浅，刚好划到出血但又不会伤及筋骨。他做这些事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不是愤怒，而是……享受。他在通过对我肉体的鞭打折磨来获得快感，那种快感是他无法从正常途径获得的。”

她的声音哽了一下，眼眶里蓄满了泪水，但她倔强地没有让它们掉下来。她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我忍受不了他的折磨，提出离婚。他不肯。他掐着我的脖子把我按在墙上，贴着我的耳朵说——你要是敢离婚，我就去杀你全家。你父母住在哪里我知道，你妹妹还在上学我也知道，你跑不掉的。”她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终于开始发抖，“当时我真的好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敢告诉父母，我怕他真的会做出来。我不敢报警，因为他在外面那副老实本分的样子做得太完美了，没有人会相信他在家里是一个魔鬼。从那以后，他开始更加疯狂地控制我。他怀疑我在外面有别的男人——其实我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但他就是不相信。他开始跟踪我，我去上班他跟着，我去买菜他跟着，我下楼扔垃圾他也跟着。到后来他索性辞了工作，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我。晚上回去还要受他的折磨——那间只有六十平米的小房子，对我来说就是一座地狱。”

“那时候我已经快疯了，精神开始恍惚，走在街上看到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害怕，缩到路边不敢动。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不下饭，体重从一百零几斤掉到八十斤不到。同事问我怎么了，我不敢说。邻居看到我手臂上的淤青，我撒谎说自己不小心摔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帮我。”

她说着说着，终于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这一次她没有像上次那样克制，而是整个人趴在凌烽的肩头上，双手揪着他肩上的衣服，像一个溺水的人终于抓住了岸边的缆绳，放声地、毫不掩饰地哭着，仿佛要将这八年来所有压在心底的委屈、恐惧、耻辱和疼痛，全部随着泪水一股脑地倾倒出来。她的肩膀剧烈地耸动着，每一次抽泣都像要把胸腔里积压的什么东西连根拔出来。那些东西埋得太深太久了，挖出来的时候带着血丝和肉末，疼得她浑身都在颤抖。

听着蓝梅这些话，凌烽沉默地坐着，双拳在身侧缓缓握紧，指节因为用力而发出细微的咯咯声。他的脸上没有愤怒的表情，但那双深邃的眼睛里翻涌着一种极为冷厉的光芒——那是一种在黑暗世界中真正杀过人才会具备的、带着血腥气的杀意。他见过太多人性的黑暗面，在战场上、在贫民窟里、在那些法外之地的阴暗角落里，他以为自己对任何恶行都早已免疫。但他此刻听到的这个故事，仍然让他胸腔里像是被人塞了一块烧红的铁——烫得他想砸碎什么东西。

一个在男女之事上有障碍的男人，不去正视自己的问题，不敢去面对自己的缺陷，反而将自己身体的无能迁怒到妻子身上，通过对她肉体的摧残来满足自己扭曲的欲望。甚至辞掉工作，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地监视她、控制她，把她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被囚禁在恐惧中的囚徒。这根本不是一个人能做出的事。他完全能够想象出当时蓝梅所承受的是何等痛苦的折磨——白天在恐惧中度过，夜晚在疼痛中熬过，每天睁开眼看到的都是同一张扭曲狰狞的面孔，每天闭上眼都害怕再也醒不过来。这种折磨持续了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

只要是个正常人，都会为她感到不平，都会为她感到愤怒。

“后来有一天晚上，”蓝梅的情绪稍稍稳定了一些，她松开了揪着凌烽衣服的手，从他肩头缓缓直起身来，用纸巾擦了擦脸上的泪痕，声音仍然沙哑，但比起刚才已经平稳了许多，“我加班到很晚才回去。那一晚我特别的疲累，我只想回去后洗个澡就睡觉。谁知道他那天喝了酒，说要玩更刺激的。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根绳索，说要捆住我的脖子，让我在地上趴着学狗叫。他手里还拿着皮带，说要给我‘加点颜色’。我不愿顺从，他上来就拳打脚踢，一边踢一边笑。我被他打得蜷缩在角落里，手在茶几上乱摸，摸到了一把剪刀——那把剪刀是我前一天缝衣服时随手放在茶几上的。”

“我抓起剪刀，双手握着，对着他。我说，你不要过来。我说，你再过来我就——”

蓝梅的声音断在这里。她的眼神变得空洞，仿佛重新回到了那个狭**仄的阳台，面前站着一个浑身酒气、眼睛里燃烧着疯狂怒火的男人。

“他不听。他一步一步地逼向我，一边走一边说——你捅啊，你捅啊，你这条母狗还敢拿剪刀对着老子？你看老子今晚怎么收拾你。我被他逼到了阳台上，已经无路可退，背后就是冰凉的铁栏杆。他忽然朝我扑过来，两只手伸向我的脖子。我太害怕了，我闭上眼睛，手里的剪刀好像往前伸了一下——也可能没有伸，我真的记不清了。我只记得睁开眼的时候——”

她深吸了一口气，手指死死攥住裙摆，指节惨白。

“他胸口红了一片，血从他的白衬衫上洇出来，像一朵不断扩大的红花。他低着头，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自己胸口那片红色，脸上的表情从疯狂变成了难以置信。然后他踉跄着往后退了两步，脚后跟在阳台的门槛上绊了一下，整个人的重心往后一仰——阳台的栏杆很矮，只到人的大腿高度。他就那么翻了出去。我疯狂地扑过去，想抓住他，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趴在阳台上，眼睁睁地看着他摔到一楼的水泥地面上——就那个画面，那个他仰面朝天、血从后脑勺流出来、眼睛还睁着的画面，一直刻在我脑子里，八年了，一秒钟都没有模糊过。”

“后面的事情我记不太清楚了。我整个人都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眼前只有那个画面。救护车、医生、警察怎么来的我完全不知道，我只是蹲在阳台上，抱着那把剪刀，一动不动，浑身发冷。后来我被警察带走调查。警方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查到了他长期对我实施家庭暴力的证据——那些被他藏在床底下的皮鞭、绳索、带血的皮带，还有我身上的伤，新旧叠加，法医鉴定完之后写报告都写了整整六页。最终认定我所犯的是过失致人死亡。接下来我被拘留，判了四年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