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啦一声，铁皮门砸下来，锁上了。

她背着一个旧帆布包，低着头往对面巷子走。我跟在后面，隔着十几步远。不是想跟踪她，是那个巷子是我回网吧的必经之路。

她走进巷子，路灯坏了一半，黑漆漆的。我走进去，踩到一个空易拉罐，咣当一声，她回过头。

“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也走这边。”

她没再说话，加快了脚步。我跟在后面，看着她瘦削的肩膀和紧绷的脊背。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头发用一根黑皮筋随便扎着，几缕碎发贴在脖子上。

她在一栋老居民楼前面停下来，从包里掏钥匙。

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她跺了一下脚，没亮。又跺了一下，还是没亮。她干脆摸黑往里走。

我站在楼底下，仰头看。三楼，左边的窗户亮了灯。

然后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是说话，是吼。听不清吼什么，但那个声音又粗又沉，像砂轮磨铁。紧接着是什么东西摔在地上的声音，闷响，像拳头砸在墙上，又像人摔在床上。

女人的声音没听见。或者她出了声，被男人的声音盖住了。

灯灭了。

我站在楼下，点了支烟。手抖得打火机按了三下才着。

三楼的窗户黑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但我总觉得那扇窗户在往外渗什么东西，不是光，是别的什么。

我抽完那支烟，把烟头弹进路边的水沟里，转身走了。

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那家便利店。

不是去买东西。我没有钱。我就是想看她脸上的伤好没好。

她在。

换了一件深色的毛衣，领子很高，遮住了半截脖子。脸上的淤青淡了一点，从青紫变成了青黄，像烂了一半的苹果。嘴角的肿消了，但口红涂得比昨天还厚，像在刷墙。

我在货架上拿了一瓶水，最便宜的，一块五。走到收银台，把钱和昨天那四块五一起放在柜台上。

“昨天的巧克力钱，还有今天的水。”

她看了一眼那五块钱。

“多给了五毛。”

“昨天你帮我垫了六毛，还差你一毛。”

“不用了。”

“不行。我不欠人。”

她抬起头看着我。这次眼神跟昨天不一样了，多了一点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像好奇，又像无奈。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她问。

“很多人这么说。”

我把五块钱推到她面前，拿起水，拧开盖子喝了一口。凉水顺着喉咙下去，激得胃一抽。

“你脸上的伤没好。”我说。

她不说话了。

“打你的人，是你老公？”

她低头整理收银机里的零钱，一张一张捋，像没听见。

“你为什么不报警？”

她终于抬起头。

“报过。”

“然后呢？”

“然后他打我打得更狠了。”

她把零钱盒推进收银机，啪地关上。

“你走吧。别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来了，他会看见。他看见了，会以为你跟我有什么。他以为你跟我有什么，他会打你，也会打我。你不想挨打，我也不想。”

“他打过你多少次？”我问。

“数不清了。”

“五年。”

“什么？”

“我跟他结婚五年。打了五年。”

她把围裙系上，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本子，开始对账。笔尖在纸上划来划去，发出沙沙的声响，像虫子爬。

“你为什么不离婚？”我又问。

“离不了。”

“怎么离不了？”

“他不同意。我没有证据。我报过警，警察说是家务事。我找过妇联，他们让我调解。我请不起律师，我没有钱，我没有地方去。”她一口气说完，声音还是那么平，像在念菜单。

我沉默了。

她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懂。不是因为我聪明，是因为我经历过类似的。我爸破产之后，他去找合伙人理论，人家说“你有证据吗”。他去找银行，人家说“你拿什么抵押”。他去找朋友，人家不接电话。

没有证据，没有钱，没有人帮。

等死。

我又待了一会儿，买了一瓶水，坐在便利店门口的台阶上喝。她没有赶我走。

凌晨一点多，一个男人推门进来了。

四十来岁，光头，脖子上一条疤，从耳根一直延伸到领口里面。穿着皮夹克，拉链没拉，露出里面的花衬衫和一大截啤酒肚。他进门的时候带着一股酒气，浓得像在酒缸里泡过。

“盛眠。”他叫她的名字，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手机为什么关机？”

她的手抖了一下。

“没电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