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上海，桂花开得正盛。李承霄的日子过得像钟摆一样规律：白天在涉外饭店“办公”，晚上回出租屋吃饭，周末偶尔陪沐婉逛逛街，或者跟李曼丽斗斗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不紧不慢。

十一月，梧桐叶落了满地。李承霄在锦江饭店又认识了两个香港贸易商，交换了名片，收进公文包。沐婉在电视台转正了，开始独立跑新闻，偶尔加班到很晚。李曼丽在外事处干得风生水起，领导夸她英语好、见过世面，有意培养她。

十二月，上海下了第一场雪。李承霄给吴县长打了个电话，汇报了“近期接触的外商情况”，模糊地说“有几个意向在谈”。吴县长在电话那头嗯嗯啊啊，没多问，只说“你辛苦了”。挂了电话，李承霄苦笑了一下，继续翻他的医书。

转眼到了腊月。

昆城那边打电话来问，过年回不回去。李承霄说上海这边有几个外商春节前后可能要来，走不开。陈主任在电话里叹了口气，说行吧，你忙你的。

李曼丽那边更干脆，家里打电话催她回去过年，她说外事处有接待任务，走不开。她妈在电话那头骂了她一顿，她笑嘻嘻地挂了电话，转头对李承霄说：“搞定。”

沐婉本来想回北京的，听说李曼丽不回去，又看了看李承霄，犹豫了半天，最后说：“我也不回去了。曼丽姐一个人在上海过年，多冷清。”

李曼丽翻了个白眼：“谁要你陪？你是不放心我吧？”

沐婉脸一红，没说话。李承霄在旁边假装没听见，低头看报纸。

腊月二十八，三个人去南京路置办年货。李曼丽买了一大堆吃的喝的，沐婉挑了几张年画和对联，李承霄拎着大包小包跟在后面，像个跟班。回到家，三个人分工合作：李曼丽负责收拾屋子，沐婉负责贴年画，李承霄负责做饭——虽然他只会煮面条和炒鸡蛋，但李曼丽说“总比没有强”。

除夕夜，小圆桌上摆满了菜——大部分是从饭店打包回来的，只有一碟炒鸡蛋是李承霄亲手做的。三个人围坐在一起，窗外是零星的鞭炮声，电视机里放着春节联欢晚会。

李曼丽举起酒杯：“来，干一杯。祝我们仨在上海过得越来越好。”

沐婉也举起杯：“祝承霄早日升官，祝曼丽姐工作顺利。”

李承霄举起杯，看了看她们两个，笑了笑：“祝你们越来越漂亮。”

三只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那晚，李曼丽喝多了，靠在沙发上说胡话。沐婉扶她回房间，给她盖好被子。出来的时候，看见李承霄站在阳台上抽烟，背影在夜色里显得很孤单。

她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承霄，你想家吗？”

李承霄弹了弹烟灰，沉默了一会儿。“哪儿是家？”

沐婉没回答。两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零星的烟火，谁都没再说话。

过了很久，沐婉轻轻靠在他肩上。李承霄伸手，揽住她的肩膀。

“承霄，你说，我们以后会怎样？”

“不知道。”李承霄说，“但不管怎样，我不会让你一个人。”

沐婉没说话，只是把脸埋得更深了些。

春节过后，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节奏。李承霄依旧在锦江饭店、和平饭店、花园饭店之间轮转，依旧翻译医书、读书、收名片。沐婉依旧早出晚归跑新闻，李曼丽依旧在外事处忙得脚不沾地。

三个人同住一个屋檐下，各忙各的，却又彼此照应。李承霄偶尔会想，这样的日子，其实也挺好。

一转眼，大半年又过去了。

窗外的梧桐树从嫩绿变成深绿，又从深绿变得金黄，最后落得光秃秃的。李承霄公文包里的名片，从二十几张变成了四十多张。他认识了飞利浦的经理、通用电气的代表、三菱商社的负责人，还有几个香港的贸易商。

但招商这件事，他依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不是不能，是时候未到。

他在等。等吴县长那边的耐心消耗殆尽，等昆城那些反对他的人无话可说，等自己副处级的年限一到，等他手里这些名片变成真正的筹码。

而这一切，都在1986年的深秋，悄然逼近。

电话是刘主任打来的，语气不算急，但话里有话：“李承霄，你回来一趟，县里开招商工作会，吴县长点名要你参加。”

李承霄挂了电话，在锦江饭店的大堂里坐了一会儿，把手里那本德文哲学书合上，装进公文包。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一年了，昆城开发区在上海的招商联络点除了他这个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外资项目落地。不是他不能，是他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