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能接受。

这念头像一颗烧红的弹头，猝然嵌进他思维的夹缝里，烫得他浑身一颤。他不能，绝不可以。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亲手调试、亲手校准、亲手让它们恢复呼吸的精密设备，毁在一个只懂权术、不懂技术的“上级”手里。那是两台德产的精密镗床，是工业的脊椎，是战争的眼睛。他，秦康，总工程师，对这些钢铁巨兽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偏执。这种偏执，早已超越了图纸与公差，超越了组织纪律那几条干巴巴的条文，甚至超越了个人安危的算计。它成了一种信仰，一种宿命，一种神圣到不容玷污的使命。在他眼里，机器不是死物，它们有脉搏，有体温，有灵魂。它们是他一手带大的孩子，是他在这破碎山河里唯一的骄傲。他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哪怕是打着最崇高的旗号，来伤害它们。

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雪光，惨白地涂抹在桌角的图纸上，将那些精密的线条映得如同冰裂纹。他站起身，身下的木椅发出一声干涩的**，像是忍受不了这沉闷的压迫。他开始踱步。脚步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一步一步，沉重而焦躁，像他胸腔里那颗疯狂擂动的心脏。他想起了车间，想起了那些沾满油污的工人，那些质朴、憨厚的脸。他想起了段平，那个总是傻笑的学徒，递扳手时永远稳准狠；想起了关明，那个眼神冷峻的车间主任，平日里话不多，但站在机床前，那股子沉稳劲儿让人心安。他们是懂机器的，是和他一样把命系在齿轮上的人。他知道，自己不能坐视不理。如果按高飞的指令办，按那种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坚守”方案办，这些机器必毁无疑。它们会被炮火撕碎，会被严寒冻裂，会成为一堆毫无价值的废铁。那不是坚守，那是谋杀。

一个大胆，甚至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的念头，在他脑海里清晰起来，像黑暗中骤然亮起的一盏孤灯，微弱，却执拗地不肯熄灭。既然高飞的指令是错的，那他就得纠正。这无关权力，只关乎技术。这是技术上的纠偏，也是对信仰最实在的负责。他要亲自指挥转移。他要用自己这双摸透了钢铁脾气的大手，确保这些“孩子”毫发无损。至于高飞反复强调的“坚守。惑敌”，去他妈的迂腐教条！那是为了面子，还是为了里子？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保护，不是这种虚头巴脑的、自我感动式的牺牲。机器没了，拿什么去造枪炮？拿什么去支援前线？拿什么去迎接那个他们念叨了无数遍的新中国？

他走到墙角的电话机前。那是一台老式的摇把电话，漆皮剥落，露出暗黄的铜色，像一件出土的古董。他拿起冰冷的金属话筒，那寒意顺着指尖一路爬上脊梁。另一只手握住黑色的胶木摇把，用力摇动。手柄发出一阵刺耳的“嘎吱”声，在死寂的夜里，像是在撕扯着谁的神经。电话线那头，响了许久，才有人接起，是车间主任老赵。老赵是个老技工，早年被秦康那手出神入化的磨刀技术和近乎苛刻的严谨折服，又实在看不惯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腐败无能，早已被秦康暗中策反，算是他技术上的死忠。

“老赵，是我，秦康。”秦康的声音压得很低，却低沉果断，每一个字都像从机床上切削下来的铁屑，冰冷、坚硬，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今晚十二点，行动。把一号、二号车间的那两台德产精密镗床，还有三号车间的万能磨床，拆了。动作要快，要轻，像给病人做手术一样。所有零件，按我画的图编号装箱。我亲自在现场监督。”

电话那头，老赵的声音有些迟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那是长期压抑下的本能恐惧：“秦……秦总，这……这动静太大了吧？高老头那边……他要是知道了，这可是抗命……”

“不用管他！”秦康猛地打断了他，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更透着一股技术权威特有的傲慢。在他眼里，技术真理面前，一切官僚主义的扯皮都该靠边站。“出了问题，我负责！按我说的做。记住，技术细节，一个都不能错。尤其是主轴和导轨，那是机器的命。吊装角度必须精确到分，包装填充物必须用我库房里备好的软木和桐油灰，防潮防震。今晚，我要看到它们完好无损地拆下来！听见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