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是外人的，人死在我地里——地是我的，埋我地里，谁能知道。”

笔录做完，天蒙蒙亮。温则鸣走出审讯室，在楼道的窗前站了一会儿。

窗外正对着分局后院的一棵老梨树，不知道谁哪年栽的，疏疏落落的。

他忽然想起孢粉报告上那行字——高浓度梨属花粉。

八年前四月的那个夜里，满园梨花开得正盛。两个想去过新日子的人，倒在了花底下。花粉落在他们衣襟上，跟着他们进了土，一睡八年，替他们记着那一夜。

人证会老，账本会烧，兄弟会串供。

花不会。

同步审讯的郑满库，撑到天亮，也交代了。

上午通知家属，出了点事。

曹卫东的老娘是被儿媳妇搀着来的。八十岁的人，进门先没听懂，问了三遍“埋哪儿了”，才明白过来，一屁股坐在地上，两只手往地上拍，嚎得整层楼都听得见。

赵春梅的哥哥没哭。他坐在长椅上一言不发，听完最后一句，突然站起来往外冲——冲到大厅门口被四个民警拦腰抱住，脚还在往前蹬，嘴里喊的是郑满库的名字。

“八年！”他喊，“我妹在他家门口的地里埋了八年！村里人骂了我妈八年，说她养了个不要脸的闺女！”

“我妈上个月刚走。她到死都以为我妹是跟人跑了！”

大厅里没人接话。

老支书跟着来的，站在人群外头，头一直低着，嘴唇动了几下，一句话没说出来。八年前发动全村找人的是他，说“兴许真是私奔了”的也是他。

最后是曹卫东那个当年才八岁的侄子——如今已经是个半大小子——扶住了赵春梅的哥哥。

“舅，别喊了。”男孩说，“喊了八年了，这回有人听见了。”

案件告破。从进驻到抓捕，攻坚队用时四天半。

消息传回市局比武指挥部的时候，积分榜刷新——城南分局，第一个完成必答案件，且是七起积案中卷面难度评级最高的“三无”案。

全市技术员交流群里，安静了整整一个上午。

中午，有人小心翼翼地发了一句：“花粉那个思路……是怎么想到的？”

没人回答。当初发“临时工凑数”的那位副队长，头像再也没亮过。

案件告破的第二天，攻坚队专门跑了一趟安平县。

温则鸣先给退休的陆延照打了电话。电话里，他把孢粉报告的结论，一字一句念完。老技术员在那头听着，一声不吭，最后只说了三个字：“……好，好，好。”

然后是曹家老屋。老太太还是没大听懂，只反复问“卫东啥时候回来”。民警最后告诉她，卫东“找到了”，会送他回家。老人愣了愣，转身进屋，把那床年年拆洗的被褥抱了出来。

初中的传达室里，赵春梅的女儿听完民警的话，站着没动，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砸在校服前襟上。

“我妈没有不要我。”她说，“我要告诉全村的人。”

“我妈是被人害的，她没有不要我。”

评审席上，邵铭远把城南攻坚队四天半的全部记录翻完了，最后一页合上的时候，他在评分表的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字：

“以物证重建时间，以时间重开方向，以方向锁定其人。教科书级。”

写完，他把评分表递给傅雪蘅。

傅雪蘅没有看备注。她重新把记录从第一页翻起，一页一页，翻了一个半小时——从县局地下室的取土手续，到孢粉委托书的检验要求措辞，到审讯的每一份同步录音录像登记。

一个半小时后，她合上记录，只说了一句话：

“通知城南，公共池开放。”

“他们要领案，随他们领。”

当天深夜，城西某个安静的居民楼里，一盏台灯还亮着。

穿浅灰色家居服的男人坐在灯下，面前摊着晚报。社会版的角落里，一条不起眼的短讯：《我市刑事技术大比武开赛 八年积案四天告破》。

配图很小，攻坚队收队的背影，最边上那个提勘查箱的年轻人，只露了半个侧脸。

男人看了很久。

然后他翻开那个笔记本，在“有人在往回看了”那一页的下面，添了一行端正的小字：

“他在往回看。八年，也翻得动。”

笔尖停顿片刻，又落下：

“那就再看看，他能翻多深。”

台灯拉灭。窗台上的兰花，静静地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