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红帽子”企业应运而生,名为公有制企业,实为私有制企业。事实上,“红帽子”企业。除了可以突破政策限制,获得税费优惠，更重要地是“红帽子”企业向银行贷款时,不用个人担保,而是由集体担保。这样也解决了企业发展地融资渠道难题。

当中国市场经济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后,民企发展的各种限制得以放宽,许多红帽子企业要求变更登记。

此时,曾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红帽子”却成为悬在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因为,“红帽子”本身就模糊了企业的产权。绝大多数红帽子企业在改制过程中与挂靠单位发生了产权纠纷。出资人坚持谁出资谁拥有产权,而挂靠单位却坚持企业是公有制性质,认为自己不拥有产权就意味着国资流失。

“没有红帽子,发展就没那么快!”万科董事长王石曾坦言“要想摘掉红帽子,也不是那么容易!”

当时,万科依靠戴上“红帽子”地保护伞，争取了足够的发展空间间。

万科作为中国企业产权改革的首批公司,当时上交的报告里本来是将分配方案定为五五分,后来挂靠单位负责人找王石谈话,说“我们要六,企业拿四。”

这一幕至今还让王石记忆犹新,他毫不犹豫地点头,从此万科成功走上了股份制改革的道路。“就算三七分，我都愿意!”

“红帽子”企业的改制。其实这是一场利益的博弈。王石相当聪明。先保住自己,不一定非要争个你是他非,黑白分明。

直到今天，吴永成依然认为：处理红帽子企业产权问题，应从有利于各方的立场出发,先对初始投资进行确认,在此基础上分别确认初始投资人、政府、挂靠企业在企业发展中的贡献,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而陈锦洪这位昔日地“电梯大王”当时万万没有想到,曾经带给他无限风光的“红帽子”。在若干年之后。竟然会为他带来如此大的灾难和痛苦,也让后人唏嘘不已。

直到吴永成穿越到这个世界之前。这场跨世纪地官司，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但这些事情，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了。在这个时候，吴永成哪能和自己的这个二姐夫马林说得清楚呢？！

马林也不是糊涂人。被吴永成这么指点之后，马上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唉。是啊，五儿，在国家要想干什么事情的话，咱一个草民，小胳膊哪能扭得过人家的大腿呢？！也该那个陈锦洪倒霉呀！”

“呵呵。二姐夫，话也不是那么说的。”吴永成笑着纠正马林的说法：“这个事情啊。得倒着想：陈锦洪当初的时候，也是他自愿戴上地那顶红帽子。没有人摁住他强迫他的。要是没有当初的那顶红帽子的话。或许他的那个企业，也不会顺利地发展到那个程度的。这和咱村里的那两个企业的情况，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马林连连点头：“对、对、对，在那个时候。别说是你个人开公司、办厂子了，就是搞个小作坊，国家地政策还规定了雇工人员不得超过六个，否则的话。就要按你剥削来论罪了。唉。这都是咱那会儿经过的呀，咱几家合办的那个小砖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呀！”

吴永成也感叹不已：“是啊，想一想当时的那个环境。再翻过头来。看一看国家现在的政策，要是国家不采取这一系列的改革开放的政策的话。咱农民们现在不还是难解决温饱问题，又哪有你这个全省著名地农民企业家地诞生呀！”

马林此时却没有那么多的闲情逸事来感慨。他又为另外一件事情苦恼呢：“五儿，你现在就别扯那些没有用地事情了，你就给我出个主意吧，这吕国强书记要我两、三天之内，就给他回话，可听你这么一说的话，那个红帽子咱是万万不敢戴了，他许诺的那个政协副组长的副地（市）级，我也没有那个福气享受。可人家那是地委书记呀。咱要是强和人家对着干的话。咱小胳膊哪能扭得过人家的那条大腿的啊！”

“呵呵，二姐夫。这个事情也用不着把你愁成这个样子啊！”

对于吕国强想“强买强卖”的这个顾虑，吴永成倒是一点也没有，这人啊，只要是没有过分贪欲的话，别人就是想给你下个什么套子，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看到吴永成这么胸有成竹的样子，马林脸上的愁云也为之一扫，他兴奋地望着吴永成这个小舅子，迫不及待地问道：“五儿，你有什么办法吗？！你快点告诉二姐夫，就别卖关子了，你二姐夫可是个啥球也不懂得农民啊，这脑子啊，哪有你们这些当领导的脑瓜子转得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