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马柳平出去见得世面不多，可毕竟是几年的“领导干部”了，见识还真是与以前大不一样了。这几句话就都问到了点子上。

“三姐夫，你放心，国家是肯定不会让这种状态任其发展下去的。至于说坐飞机，嗨，那规定是规定，可那个规定是死的，也是由人来执行地。只要你有点关系，那规定也就只能贴在墙上了。机场的安全嘛，咳、咳”吴永成简单地给他说了几句，因为这个问题还实在不好说。飞机场地安检嘛，当时等于形同虚设。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家谁也没有经过什么劫机的事件，那可是在空中呀，你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即使你劫持了飞机，又想往那里飞哪？那可不同于在地面抢一辆汽车，即使你卖不了车，拆了还能卖点废铁；闹个飞机有什么用？除非你想判国，可判国那可是死罪呀？！谁敢呢？祖宗八辈那也是要让人们唾骂一辈子地！

吴永成自从到了省委办公厅以后，在刚去的那几天，除了早晨的打扫卫生例行工作以外，就是有意识的翻阅前几年省公安厅送过来的一些公安内部简报。这些资料都是对外的机密资料，可对于他们在省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说，那就不算什么了。你总不能对省委也保密而他们这些人也是构成省委的一部分。在一些普通人看来，他们和省委也没什么两样。

通过大量的案例通报，吴永成深深地感觉到：八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出现了“政治局面一天天好起来，治安形势一天天坏下去”的不正常现象。党和国家已经采取了多种方式，强调了综合治理，也提出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

1983年529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对社会治安要实行综合治理》地社论，指出“打击犯罪，改造罪犯。预防犯罪，都是综合治理的内容”。

新闻媒体也越

地开始报道治安状况。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了“沈阳人案、唐山菜刀队”等恶性刑事案件。这些案件要放在以前，那是绝对不允许报道的呀。这些属于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呀。

所以从舆论导向看来。尽管党中央决定不搞运动了，但是，未雨绸缪，舆论上前。多年运动治国地模式，造就了人的政治敏感性和传统的思维方式。吴永成知道，严打是肯定要发生地事，**不会坐视犯罪分子将天下搅得不安。

特别是他在公安简报上看到前几年发生的几起恶性案件，简直令人忍无可忍。

一起是发生在上海市的“控江路事件”。1979年9月9日下午时左右。在上海市控江路江浦路口，值勤地交通民警制止一青年抢夺一农民出售的螃蟹时，下去以后就把他抓到岗亭里，对那个小流氓就开始录口供。这时，有许多小流氓越哄越多。民警被围在这个岗亭里面，并且进入岗亭。他们开始殴打那位民警：警服扒下来，背心也被抓破了；因为当时没入管，他们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也引起了不少群众的围观。一些流氓分子趁机兴风作浪，对这位民警纠缠不休。4左右，二十名民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劝说群众疏散。但一些流氓分子不听劝告，竟抢夺民警使用的电喇叭煽动起哄，继续揪打那位民警，一直到7时半左右。当那位民警在其他民警的保护下，乘路过汽车离开现场时，这伙流氓分子砸碎汽车玻璃，并更加疯狂地分割围攻在场的治安、交通民警，抢去警帽，拳打脚踢，有三名民警被打伤。这些干警撤离现场后，流氓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捣乱破坏，阻拦小汽车，砸自行车，甚至连路过的军人也追着打；并向公共汽车内掷石块，任意阻拦、推翻农民地菜车，乱抛蔬菜，趁机抢夺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皮夹，侮辱妇女。最严重的是，当上海某公司团委副书记吴某骑自行车行之控江路桥上时，一伙流氓分子包围上来，将她连人带车推到在地，拉到路边，抢去手表和皮夹，撕掉衬衫、胸罩、裤子，肆意摧残，吴的、小腹、外阴部等多处被抓伤。当时围观的群众有四千多人，竟然没有一个敢出来阻拦，任凭那个弱女子无助地抱着一棵大树，凄惨地叫着：“救命呀，妈妈呀，快救我呀，救命呀！”，可周围却是上千地小流氓，还有在她身上的数不清地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