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长叹了一口气：“先生，上海回不去，广州、香港去不成，只有先到台湾去了。”

轮船到了台湾基隆港，孙中山和胡汉民夹在旅客中间走上码头。刚刚来到一个广场上，一队警察在一个挥着长刀的日本警官的带领下，向聚集在广场的人群冲去。人群惊惶四处逃散。

胡汉民见状，喊了一声：“快步！”

拉着孙中山朝广场外跑去。

他们俩人刚跑出几步，身后忽然有人喊道：“快跟我来！”

孙中山回头看去，原来是他的同乡、早年的革命同志杨心如。他惊喜万分，正欲喊，却被杨心如挥手制止。他们一路急走，拐进小巷，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一家旅店。杨心如把他们领到自己租的楼上房间内。

没等孙中山开口，杨心如说：“好了，多年来各奔东西，历尽沧桑，今日偶然相逢，你我都有很多话要说，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怎么，这里不安全吗？”

“袁世凯的密探早两天就上岛了，刚才广场上的事，就是他们勾结日本警官干的，他们要抓革命党人。……”

楼下突然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杨心如忙收住话，朝孙中山投去一个眼色，急忙下楼去了。

孙中山焦急地在房间里踱步，几次想把头伸出窗外去看个究竟，都被胡汉民拦阻回去。

不一会，杨心如神色慌张，一进门便说：“外面势头不对，日本宪兵和地方警察正在挨门挨房通知，要居民取下挂在厅堂上先生您的画像，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北京政府的通缉令，他们出20万大洋重赏捉拿你。”

孙中山解开外衣钮扣，两手叉腰，怒目圆睁，注视窗外日本宪兵和当地警察在街道上来回穿梭，吆喝。胡汉民心情十分紧张，目光呆滞，不知所措。

“东渡日本，重聚力量，再举革命！”孙中山一拳打在桌子上。

杨心如自广州起义失败后，只身逃到台湾，在台北美时茶行当账房。曾与陈少白一起负责台北兴中会的工作。这次他到基隆是为茶行老板收账和接洽一笔生意，恰巧在广场上遇见孙中山和胡汉民。他很想留孙中山、胡汉民在旅店里住几天，好好叙谈叙谈，却又碰上大搜捕，只好同意孙中山东渡了。

……

在孙中山、黄兴等都流亡海外的时候，李想粉墨登场。

刚刚给了袁世凯一拳头的他，目光又放在河南。河南的闯将和陕西的刀客一样闻名！

清朝末年，河南作为一个远离通商口岸的内陆省份，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还没有成为帝国zhu义侵略的直接对象，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自《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相继签订后，帝国zhu义的侵略势力，象洪水一样迅速浸漫于河南城乡各地。他们到处设立教堂、霸占矿产、修筑铁路、开办公司，疯狂地进行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给河南人民带来了从来未有的新灾难。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又以摊派“赔款”和筹办“新政”为名目，加征地丁钱粮及各种苛捐杂税。而各级地方官吏，更是巧立名目，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搜刮。地主豪绅，也乘机渔肉人民，使大批农民纷纷破产。帝国zhu义的疯狂掠夺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压榨，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人民反抗斗争的日益高涨。据不完全统计，从1901年――1911年间，河南劳动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不包括收回利权运动）即多达30多次，地区广及泌阳、安阳、滑县、彰德、唐河……等三十多个州县“。

而在此期间，“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自发开展的抗粮、抗税、反暴zheng斗争达50次以上，”地区广及五十余州县，人数有的多达“二三十万人”。这说明，清朝末年河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不仅非常广泛，而且相当激烈。

除了上述劳动群众广泛发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事例之外，由于“自庚子以后，百物昂贵，谋生日艰，游惰日众，富者率入于贫，贫者率流于盗，”因而大大小小的绿林武装就在各地崛起。有的地区，竟至“无人不匪，无日不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