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我们最近总听到的‘中国觉醒论’之类论述是不确切的？”亨利追问到。

“这样的论述从1860年起就不绝于耳。自从蒲安臣使团首次让美国开始关注中国事件，关于中国正在觉醒或者将要觉醒之类的论断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有关于中国正在发生巨变之类的言论，都不过是令人错谔的老生常谈。欧洲那些关于中国的报纸，一度错误地以为，昏庸无能的满清政府已经垮台，黎明的曙光和崭新的未来正在这个东方帝国出现；留学西方的新派学生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的救星和新时代的先驱，就像土耳其和希腊的‘改革者’一样。”

这个银行家侃侃而谈：“坦白地说，中国人仍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他们接受‘少年中国说’就像接受上天赋予的任何一切，只是他们在精神上仍存有习惯性的保留。别人告诉他们，与苦闷、贫困、饥饿、贪污、苛捐杂税相联系的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每个人都将变得富有和快乐。他们中那些乐观积极的人相信这些美妙的故事，把共和制当成了救世主，以为所有美好的东西将很快实现。我相信，很快他们就会意识到这种想法的愚蠢。把旧事物换一个新名字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即使总统自己汉民族的人，民国政府统治下的敲诈勒索、行贿受贿、威胁掠夺、暴力犯罪并不比旧时代少多少。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双眼迅速地看到城市满目疮痍、抢掠四处泛滥，他们总有一天会意识到太平盛世仍然远未到来。因为深埋在中国社会体制和民族性格中的骚乱根源一直没有改变。”

“这种观点并不仅我一人具有。这是生活在中国的、消息灵通的外国人的共识。我在上海时，《字林西报》对我进行过采访。这份报纸起初带着极大的热情欢迎革命，并对其报以厚望。然而如今，它只能悲哀地承认，由于没有一个强大有效的中央政府，事情只是在变得更加糟糕。”

“没有一个有作为的国家依靠，那么，即使李想有天大的能耐，也很难在交涉中有所作为了。”亨利沉吟着问道：“这是当前局势最有可能的结果吗？因此所谓‘少年中国说’的观点，将注定失败？”

“不一定。”银行家想起李想在收复汉口租界时玩弄风雨雷电的手段，“中国人内心深处需要儒家体系，儒家体系已经深入到这个民族的性格。整个中华民族的信仰可以被概括为三点：家长制度、宗族观念、劳动义务。在两千年历史中，这个地球上同质程度最高的民族，从未向他们的统治者，不论是同族或是异族，提出过任何要求，他们只希望享有在这种信仰下平安度日的权利。但是，正如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meadows在60年前所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造反精神但又最无革命性的群体。’他们总是随时准备起义。虽然，他们在香港被英国人统治，在胶州被德国人统治，在辽东半岛被日本人统治，在北满洲里被俄国人统治。显然，这些统治者的国籍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只要统治者足够聪明、公正，并且尊重他们的传统和信仰，他们便会安于现状，接受统治，和平生活。我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工作了10年的朋友说，这里有60万中国人，我不断发现新的证据，证明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像中国人这样对于一个好政府有如此快的接纳度。”

“我明白了。”亨利恍然道：“你是想说，因为荷印当局对华人的传统和信仰的不尊重，才造成当前南洋紧张的局势。”

“对！华人是最坚忍的民族，而荷印当局却愚蠢的屡屡挑战这个民族最后的底线，这不是逼着世界上最具造反精神但又最无革命性的群体去造反吗？李想可是个非常厉害的革命煽动家，把这群最具造反精神的野蛮人煽动起来，南洋必是一场暴风雨！荷印当局，这回可是招来大麻烦了。”

“我现在知道应该站在那一边了。”亨利说道。“或许我可以从中调停，从而获得一些我们想要得到，又得不到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