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一些有势力的秘密会党成员凭借会党的力量，干脆直接在新加坡、马来亚猎取“猪仔”。一般而言，那些自付旅费的自由移民在理论上是不应该受掮客们影响的，但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却沦落在“猪仔馆”里。其原因在于，新马的秘密会党成员或受掮客雇佣，要受其委托，诱骗抵达新马口岸的自由移民。这些恶棍装扮成向导，诡称为新客们提供帮助，不少自由移民因人地生疏，很快便落入圈套。均属此例。到19世纪晚期，苏门答腊北部的日里及北婆罗的开发，“猪仔”的需求量及利润大增，一些秘密会党分子则干脆在新加坡、槟榔屿诱拐第一期工约已满的“猪仔”。

“大人，我们这些华工在南洋活的好辛苦啊！”一个硬汉，竟然声声泣血，再也讲不下去了。

李想不忍心再问了。被当“猪仔”卖到海外的华工的苦难，他根本就不需要再去问了，如果要讲，只怕他们的苦难足够将这片海域填满，他自己也不想再去听。

李想不想听，可是汪精卫却要说：“猪仔贸易是一本万利的行当，猪仔至贩往南洋者，其价略低，其成本约，最初起程预付猪仔安家费或零用费约十元，介绍费引诱费三、四元，由起程至海口岸的行栈，并屯聚期间之饭食约七、八元，轮船运费，船小人多，运费本廉，然贩运者牟利计，比寻常运费略贵，约十余元，抵新加坡又入屯聚之猪仔馆，各项计费及饭食约十元，总共需四十余元，而最后卖与雇主则恒在百元左右。

其实，此项成本，我的估计已经过高，一般而言，一名猪仔的成本不过十二、三元，而最后售价总在成本价一倍或几倍以上。苏门答腊北部的日里及沙捞越的芋田、烟园大量开发，劳动力短缺，一名成本约为30元的“猪仔”，售往日里便可卖至125元，利润高达四倍。如此高额的利润，吸引了众多的秘密会党分子，据说在澳门，共有800名猪仔贩子在开业。这些人有很大一部分是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会党成员，他们既与新加坡的“猪仔馆”有联系，又占尽了会说广东方言的优势，在“猪仔贸易”方面为其它人所不及。”

“你们谁知道义兴会在“猪仔贸易”中的作用？”李想问道。“或者说，你们谁和义兴会有关系。”

““猪仔贸易”所需要的强大控制力使新马华人那些人渣：义兴会，有把持这一买卖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而“猪仔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也使秘密会党不会放过每一个可以挣钱的机会，从“猪仔”的供应、运输到销售，每一过程都由秘密会党控制着。”

新马中华会馆联合会总会长，陈璧君父亲陈耕基目光就象是燃烧着的熔岩，死死的盯住了泗水领事馆的官员们。不知道为什么，几位官员被他的目光扫过，居然情不自禁地避开了。

“义兴会就是供应“猪仔”的掮客和“拐子”。在大陆条约口岸开设洋行或代理行的英国人在接到需要劳工的消息后便着手让盘踞在口岸附近的掮客和拐子们以最快的速度猎取到足够的劳工。由于拐卖人口的非法性及广大群众对人贩子的痛恨，掮客和拐子往往都是具有黑势力背景的人，甚至有的人为了能从事掮客的工作而千方百计地加入会党组织。掮客与拐子获取“猪仔”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就是兆铭说的骗、诈、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