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旁听不语的李西屏道：“我想可能是这样。举情报，武昌举义之后，南方十三省独立，钱锡宝先得内地消息，即上钦署，勒令联大臣率兵勤王，伊代钦差，限午时决断。联豫答以事体重大，须三日乃决。钱大愤恨而出，至三日后拉萨事变。可见，变乱尚未发生，钱锡宝就有意让联豫率兵出藏勤王，而由他留在藏地代钦差之职，未料联豫念及事关重大难以决断，故使钱锡宝心生愤恨。与此同时，拉萨驻军闹饷情绪高涨，部分驻藏官员及哥老会首领亦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备方势力不谋而合，以“勤王”为口号，劫库饷枪械，幽禁反对“勤王”的联豫，乱遂成。有人曾言“乱起先劫联署者，即严步云其人”。严步云乃钱锡宝之卫队长，他于动乱时率先劫联豫，而后推钱锡宝为代理钦差。”

曾高笑着接过话头道：“如此，钱锡宝既有乱前自代钦差之心，又有其卫队长参与劫联豫和其于乱后代理钦差的事实，前因后果一脉相承，他显然参与策划了动乱，而且占据重要位置，不然乱军岂敢在“勤王”的口号下还“劫钦差”，也不会在乱后任由其自代钦差掌握大权。而且，钱锡宝还做出“申明军队军纪严明、作风优良、绝不会伤害任何汉藏商民，希勿惧怕、逃亡，要安居乐业，勿信谣言”的举动，军队劫库饷军械、劫钦差的举动已是明显乱纪造反行为，何以能称之为“军纪严明、作风优良”，如此明显的包庇举动也昭示了钱锡宝与乱军间的密切关系。”

“钱锡宝参与策划变乱并居要位当无疑问。”李想道：“待联豫回署后钱便“因赴江孜办理夷务，关防交靖西马同知，竞行出关”。此举显露唯恐事情败露而乘机逃跑之嫌，有载“钱锡宝藉故潜逃，惟以严步云护之以出”。而且，钱若非心虚惟恐为乱事迹为联豫察觉，断不至于在联豫回署后立即仓皇出走。这样也就能解释其电文中关于动乱缘起为何只有“忽起变动”这一极为简单模糊的描述，他担心被人供出，故而慎言以明哲保身；还可解释钱在驻军的闹饷因联豫令钟颖允以立即发放而平息后，反而劝说联豫出尔反尔不予发饷，致使驻军“遂复哗变”的行为。”他点上一支烟，徐徐吐着轻烟，继续道，“倘若乱军劫钦差真为革命，他们就不可能会同意钱锡宝自代钦差，劫钦差后再举一位钦差，这与“革命”宗旨实在相差甚远。至于“勤王’’口号，亦无法让人认同。他们所谓“勤王”是在劫持不同意率兵勤王的钦差大臣联豫、让钱锡宝名不正言不顺以谎话安抚藏民而自代钦差之职的基础上展开的。既然联豫出于种种考虑不同意率兵勤王，那么作为下属臣子也应当听从指挥，而不是形同反叛的将其劫持，借以行所谓的“勤王”之举。此外，若真为“勤王”，他们亦无须在认同钱锡宝代理钦差的同时，还要劫库饷军械，完全可以听从有意“勤王”劫持钦差而自带的钱锡宝的指挥，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真正的勤王举动。由此可见，变乱势力旨在“勤王’’的口号下行动就需要借助钱锡宝的身份进行掩护，夺军饷夺枪械，而钱锡宝要自代钦差也需要他们的支持、赞同和配合。于是，这些势力出于不同的目的共同主导了这次变乱。乱军是以“勤王”为号发起的，但是“勤王’’只是幌子，其所作所为实质上就是夺权夺饷夺枪械的变乱。”

曾高微笑道：“在内地共和已成之际，何、郭等人见风使舵变“勤王”口号为“革命”旗帜，成立所谓公议局意图夺取原驻藏机关的权力。公议局成立后，乱军的所作所为也根本无法与革命性质沾边。其间，兵丁结党呼群，征歌酒食狂嫖浪赌，无所不为。甚至图财害命，寻仇报复，几无日无之。最过分的就是他们为夺取更多的财物做出影响全局的举动——攻击色拉寺，引起大规模冲突，造成严重后果。显而易见，所谓“革命”的旗帜只是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