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容色一变，冷哼一声，道：“外国报纸之说毫无根据，当时我尚在美国，根本没有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这回事，英国的一些报纸如此公开宣传，纯属造谣。”

孙中山亲自辟谣可说合情合理，可是他之前确实有过袁世凯虽不可信，“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的言论，现在跳出来回避总嫌不够说服力。

李想心叫不好，孙中山之前是因为身在海外，不知国内局势的情况下确实说过一些不恰当的话，但是情况已因时而变。

“英国报纸之所以如此宣传，决非偶然，而是急切地推出它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以维护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免遭革命损害的表现。”急切的李想已经不管不顾自己所用的词汇是多么的新颖，也不管不顾他们明白多少，只是搜肠刮肚的寻找关于当时英国针对辛亥革命的资料。

“……英国在中国是拥有最大侵略权益的*。它在中国的贸易总额，包括香港在内超过其他各*国家在华贸易的总和。而被革命风潮席卷了的长江流域，恰好又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它的在华投资3/4在这个地区。因此，英国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急于希望局势能够尽快地恢复平静。但是，究竟怎样才能使被革命打乱了的旧秩序迅速地得到回复呢？直接出兵干涉么？”

李想做了个询问的动作，又自问自答：“根据欧洲形势判断，它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利的，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向中国人民宣战，而现在的欧洲已经是个炸药桶，为了防范崛起的德意志，他在本土抽调不出多少兵力，微薄的兵力除了会危害到它的臣民在华的生命和财产，根本扭转救不了满廷。所以与中国的战争开打，得便宜的不是英国，而是紧邻中国的俄国和日本。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既不冒出兵干涉的风险，又能使被革命打乱了的旧秩序迅速地得到恢复呢？这在英国政府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袁世凯出来收拾局面。这是因为它认为，袁世凯在当时的中国是最有能力维护旧秩序的强有力的人物。事实上，庚子之役，袁世凯在山东的措置，甚得洋鬼子称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务部尚书，对内推行新政，对外联好英、美，声誉日隆。罢黜之后，清政府每况愈下，英、美对清室已不存何希望，但不愿革命党得势，希望袁世凯再出秉政。

在袁世凯隐居垣上村的时候，有外国报纸报道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与日本公使加藤讨论中国的局势时就说：我认为，中国有一个更好的政府是可取的。目前的内阁是软弱的，优柔寡断的。这个内阁以不现实的政策将自己推向深渊。它的活动可能给自己招致国内革命。很可惜，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如唐绍仪等人，没有担任国家公职。”

李想最后得出个结论道：“这说明：早在武昌革命爆发前，英国政府就希望袁世凯出来秉政了。弄清楚了英国政府的这种意愿，你们对于《每日镜》、《伦敦晚报》等英国报纸竟然无中生有地做出上述那种宣传也就不会感到惊异了。”

李想的论据在百年之后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是在这个时代，绝对值得所有人深思。

赵凤昌乃巧辩之士，知道这条无法辩驳，但是可以选择避重就轻，他哈哈笑道：“我记得武昌党人在《民立报》以《敬告袁项城》为题的短评说：今幸天诱其衷，清廷属治兵柄，此诚千载一时之嘉会也。人心归汉，公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虽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孙帝王万世之观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万万众，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民立报》发表上述短评的时候，袁尚在彰德，这说明袁尚未出山，革命党人就以第一期之大政长相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