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六月，洛阳。李宇轩蹲在大队长官邸门口的台阶上，军装扣得严严实实，领口勒得脖子发痒。腰上那把皇太极的刀没了——上个月抵给戴笠了，换了三百支汉阳造和四十箱手榴弹，从十九路军手里倒过来的。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了进去。

大队长坐在藤椅上喝白开水。桌上搁着一碟花生米，剿共战报压在茶杯底下。

“少东家。”

“说。”

“我想去上海。”

大队长把战报从茶杯底下抽出来，看了他一眼。“上海没有匪。”

“有，地下党。少东家说过，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不能光在江西安，上海是全国的财源。财源稳了，前线才稳。”

大队长端起白开水喝了一口。

李宇轩站得笔直。这话是大队长自己说过的，他一个字没改，重新拼了一遍。

“景诚。”大队长把杯子放下，“你是嫌洛阳太闷。”

“是。但我也确实想去替少东家看着上海。”

大队长靠在椅背上，看了他好一会儿。

“去吧。记住，你是去剿匪的。”

“是。”

出了官邸，副官在门口等着。

“师座，校长准了？”

“准了。”

“咱真去上海剿匪？”

李宇轩看了他一眼。“上海没有匪。”

“那咱去干什么？”

“找匪，找不着就造匪，造不出来就查税。”

副官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后来这句话在警卫第三师内部传开了。张灵甫听了，跟胡琏说师座这话听着像土匪说的。胡琏说不是像，就是。

六月下旬，上海闸北。

一栋灰扑扑的小洋楼门口挂上了新牌子——“上海特别市剿匪司令部”。字是魏碑体，漆得锃亮。附近卖生煎的老刘头路过，歪着脑袋看了半天，回头跟修鞋的老赵说：“又来一个吃闲饭的。”

老赵嘴里叼着钉子，含含糊糊回了句：“比上一个牌子大。”

李宇轩住进去头一天，把张灵甫、胡琏、李弥叫到二楼，窗户全关上。

“从今天起，上海所有码头、仓库、商铺，重新核定税额。”

张灵甫愣了一下。“师座，咱不是来——”

“税就是剿匪。剿匪要钱，钱从税来。”李宇轩把一张上海地图铺在桌上，手指头点在十六铺码头，“原来交一百的，现在交一百五。原来交一千的，现在交两千。”

胡琏皱了皱眉头。“师座，上海的商人去年刚搞了个废止内战大同盟，七十二家商会联名。咱们这么搞，他们肯定要闹。”

“闹？”李宇轩坐下来，翘起腿，“告诉他们，这钱是校长剿共花的。敢闹就是反对剿共。反对剿共就是通共。通了共，我就能名正言顺查他们的账。”

李弥第一个笑出声。“师座，您这逻辑，闭环了。”

“还有。”李宇轩补了一句，“孔祥熙那边我打过招呼了。收上来的税，三成归财政部，三成归校长，剩下的归我们。”

胡琏恍然大悟。“怪不得您敢这么干。”

“不这么干，孔祥熙凭什么让我在上海收税？这是分赃，不是抢。”

戴笠凑过来，小声问：“老大，那我呢？”

李宇轩看了他一眼，“你拿一成。”

戴笠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谢谢老大！以后上刀山下火海，我戴雨农在所不辞！”

李宇轩白了他一眼。"少废话。下个月再给我弄两百支汉阳造。"

接下来的两个月，十六铺码头的货主们见识了一样东西——一个姓刘的湖南兵。

这个湖南兵是张灵甫从师部挑了三天挑出来的。挑的不是谁写字好，是挑谁写字慢。姓刘的湖南兵写字一笔一划，一辆货车的货单能写一刻钟。态度还特别好，逢人就解释：“长官说了，字写不清楚，回头账对不上，要挨板子的。”

第三天中午，永安公司的郭经理站在码头边上，看着自己的三车洋布在太阳底下晒着。其中一车是英国进口的细呢料，晒过头要褪色。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汗，扭头问副手：“那个剿匪司令部在哪儿？”

郭经理在司令部门口等了四十分钟。

李宇轩从楼上下来的时候，郭经理的衬衫后背已经湿透了。

“李师长，我那批布——”

“什么布？”

“洋布。英国货。在码头晒了两天了——”

“那你就提啊。”

“登记……”

“登记是为了规范税收，规范税收是为了支持剿共。郭经理，你不想支持剿共？”

郭经理的额头又开始冒汗。“想。想支持。但能不能先提货，税的事——”

“可以。”李宇轩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推过去，“每车货一块钱通关服务费。包月八折。”

郭经理看着那张价目表，嘴唇哆嗦了半天。比原来交给码头稽查的喝茶钱贵了三成。但比货烂在码头便宜。

“我交。”

消息传出去，第二天码头上排队的货主少了一大半。全去交钱了。

李弥蹲在二楼窗户边上，嗑着瓜子往下看。楼底下商人们排着队交钱，秩序比银行柜台还整齐。

“师座，您这比杜老板收保护费还狠。”

“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杜月笙收钱是为自己。我收钱是为校长。”

“那不都是收钱吗？”

“他能说自己是奉校长之命收的吗？”

李弥想了想，把瓜子皮吐到窗外。“也是。”

七月里的一天下午，杜公馆派人来递帖子。杜月笙请吃饭。

李宇轩看完帖子，跟戴笠说：“去。”

晚上六点，杜公馆。菜是本帮菜，杜月笙比李宇轩想象中瘦，颧骨高，眼窝深，看人的时候眼珠子不动，像在称斤两。

酒过三巡，杜月笙把筷子搁下了。

“李师长，听说你在码头上设了卡子。”

“是。”

“码头上有些生意，是我杜某人的朋友在做。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李宇轩也把筷子搁下了。“杜老板的朋友，打八折。”

杜月笙一愣。“那要是我自己的生意呢？”

“打五折。”

杜月笙更愣了。“为什么我的生意反而更便宜？”

李宇轩一本正经地看着他：“因为我怕你派斧头帮砍我。”

屋子里安静了三秒钟。

杜月笙忽然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拍着桌子，把酒杯都震倒了。

“李师长，你这个人，太有意思了。别人都怕我，只有你，怕得这么实在。”

李宇轩端起酒杯。“实话。杜老板的斧头在上海滩什么分量，我心里有数。我能跟别人耍横，跟杜老板不行。所以杜老板的生意，必须最便宜。”

杜月笙收了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端起酒杯，碰了一下。

“好。李师长这个朋友，我交了。”

从杜公馆出来，夜风一吹，戴笠低声问：“师座，您刚才说的是真的还是演的？”

李宇轩钻进汽车，把车窗摇下来。“半真半演。”

“哪一半是真的？”

“怕他派斧头帮砍我是真的。剩下的是演的。”

戴笠沉默了一会儿。“师座，您这实话实说的本事，一般人学不来。”

“废话。一般人敢跟杜月笙说实话吗？说实话的前提是，你得让他觉得你说实话是因为拿他当朋友。拿他当朋友的前提是，你得先让他笑。”

八月十二号。

十七个商会的代表堵在剿匪司令部门口。领头的姓周，做粮食生意的，在上海滩算有头有脸。白布横幅，黑字——“苛税猛于虎”。

周老板站在台阶上，整了整领带，清了清嗓子。

“各位同胞！各位父老乡亲！”

台下十七个代表安静下来。

“苛税猛于虎啊！去年长江大水，民不聊生，今年李师长又加税，我们这些小商人，活不下去了啊！”

他讲了足足一刻钟。从《南京条约》说到关税自主，从民生凋敝说到苛政如虎，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台下的代表们纷纷鼓掌。

李宇轩靠在门框上，抽完了一根烟，才慢悠悠走过去。

“周老板，讲完了？”

“讲完了。”

“那我问你，去年长江大水，你的粮行涨了多少？”

周老板的脸僵了一下。“没、没涨多少……”

“没涨多少是多少？”李宇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七月一号，大米从一块二涨到三块五。七月五号，涨到四块。七月十号，涨到五块。没错吧？”

周老板腿一软，扶住了旁边的人。